在线股市配资平台上海那个紧急会议一完

老覃昨天在“覃仕勇说史”上发了篇文章，讲的是1965年12月15号那事儿。上海那个紧急会议一完，毛主席又回到了杭州，住在刘庄宾馆。文章里说，毛主席跟宾馆的服务员聊起了家常，服务员随口说了几个数字，结果毛主席一听，立马就坐不住了。

12月21号那天，毛主席在刘庄宾馆叫来了陈伯达、艾思奇、胡绳、关锋还有田家英他们几个，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。

那时候，他刚翻完1965年第6期的《工农兵哲学论文精选》，心里挺有感触，就跟大家伙儿说：“搞哲学的朋友们，别老写那种书本上的高深哲学，要写就写点贴近生活的，这样大家才愿意看，也才能真正把哲学传播出去。你整天弄些书本上的哲学，晦涩难懂，谁愿意看啊？”

然后，他极力称赞写近代史的孙达人，话锋一转，开始批评吴晗、翦伯赞他们，表示这些人身居高位，跟老百姓远了，写的东西也越来越不接地气了。

他感叹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些年里，年轻人成长得特别迅速，而有些老教授却好像停滞不前了。就说吴晗吧，他现在做了市长，可我觉得这职位反而限制了他的思维，要是他去当个县长，可能还会更自在。还有杨献珍、张闻天他们，也是，如果换个基层岗位，思想可能会大有突破。只有真正走到下面去，思想才能得到升华，这样才是真正对他们有帮助。”

接着，我讲了几句关于戚本禹写的那本《为革命探究历史》，还有姚文元的《谈新编历史剧目〈海瑞下台〉》。聊着聊着，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庐山那次会议，还有彭德怀的事儿。

最后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光哲学家得多往工厂、农村走走，教授和学生也得常去这些地方体验生活。现在的教育真的得改改，不然大学生读完书都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连稻子、高粱、豆子、麦子、小米、黄米这些农作物都没见过。高中生毕业后，应该先去做点实际工作，去农村、工厂、商店、部队锻炼几年，然后再回来读两年书。要是大学学制五年，那就先在校园里学两年，再去基层实践三年。”

聊完天后，艾思奇和关锋他们都觉得毛主席说的东西太关键了，于是熬了一整夜，把谈话的内容好好整理了一番。

第二天，他们就把刚做好的那份关于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跟陈伯达他们聊天的记录，递给了田家英。

前几天，老覃写了篇文章，讲的是毛主席和田家英之间因为两个字较真的事儿，最后他们俩都算是赢了。田家英啊，是毛主席身边的重要秘书之一，从小书就读得特别多，记性特别好，写文章也是一把好手，真的是个难得的才子。